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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熊十力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18602-3
著者：郭齐勇
责任编辑：吴冰华
成品：160*230_页数：300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6-26
定价：44.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本书主要从熊十力先生民国时期的著述中，选取其代表作汇编而成。
本书共分四部分，全面展现作者的哲学慧识。
通读本书，可领略熊十力大师其人其学的神髓。

◆ 读者定位
1、哲学研究者
2、哲学爱好者

◆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一生著述宏富、神解卓特，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会中、印、西思想，建树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纲的博大哲学体系。

编者简介
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1993年始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曾到哈佛大学做高访学者，在哈佛大学、东京大学、慕尼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首尔大学、台湾大学等名校与名机构演讲。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熊十力先生民国时期的著述中，选取其代表作汇编而成，以展示其主要的哲学慧识。全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选录其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便于读者阅读《新唯识论》的核心章节“明宗”、“转变”、“功能”、“成物”、“明心”等，理解其哲学体系建构及其要旨。第二部分选录作者有关哲学范畴与命题的论述，如心体与性体、本心与习心、体与用、心与境、性智与量智等。第三部分选录作者的中西文化观、哲学观与儒学思想的相关讨论。第四部分选录作者有关治学与做人的范文。最后附有年谱。透过此书，可领略熊十力大师其人其学的神髓。

◆ 简要目录
目录
导言
哲学体系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明宗”章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转变”章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功能”下章(节录)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成物”章(节录)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明心”上章
略谈《新论》要旨(答牟宗三)

哲学范畴与命题
论心体、性体和生命创造
论本心与习心
论体与用
论理与气
论心与境
论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生命体验)
论量智、性智及玄学方法
论性修不二

文化观与儒学观
略说中西文化
略谈中国哲学的特色
论中国文化书简
关于中国文化史
关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诸论及其他
《读经示要》自序
释《大学》“明明德”“致知”“格物”
论宋明清儒学及其五期发展
治学与做人
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
《佛家名相通释》撰述大意
论为人与为学
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

熊十力年谱简编
参考文献

◆ 上架建议
哲学

书摘
导言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湖北黄冈人。熊十力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中年慨然脱离政界，潜心研究哲学，曾从欧阳竟无研习法相唯识之学，继被蔡元培礼聘为北京大学讲席，后不满于佛法，自创《新唯识论》，重建儒学，成为“后五四时期”我国哲学界奇特的、颇具独创精神的思想家。熊十力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一生著述宏富、神解卓特，发皇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融会中、印、西思想，建树了以“仁心”为本体，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生生不息”和“冥悟证会”为宗纲，冶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于一炉的博大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具有自身的特色：重人文，尊生命；反空无，箴寂灭；主健动，阐变易；严思辨，倡体悟；一理欲，明道德；合天人，扬主体。熊十力在佛学、因明学、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特别在重建新儒学上创获颇多。他的哲学思想日益被海内外学者所重视。张岱年曾经指出，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
张岱年：《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见《回忆熊十力》，3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汉米敦（CHHamilton）老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版写的熊先生小传，肯定熊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认为他的哲学是“佛学、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 。
与学院派的哲学家不同，熊十力是来自民间，来自社会最下层，亲身体验了民间疾苦，并把这种体验、感受融进其哲学创作中去的直感型的哲人。
熊十力于乙酉（清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正月初四出生在湖北黄冈县上巴河以北张家湾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世穷困，其父以上三世皆单丁，都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敏容先生为乡间木匠，父亲其相先生则掌教于乡塾。熊先生幼时为邻家放牛，只是在父亲和长兄仲甫的教育下才粗通文墨。熊十力十二岁时，其父贫病交加，又遭乡间恶霸陷害，含恨而殁，不久其母辞世，家境更加穷困。熊十力随兄耕读，三日牧牛方得一日读书，备尝生活艰辛。其后，父亲的朋友何圣木先生喜其聪颖，免费让他上乡塾读书。熊氏却难受约束，仅仅读了半年就出走了。
熊十力很早就养成了勤奋自学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十六七岁，游学乡间，捧读陈白沙书，对“禽兽说”感受很深。他领悟到，人生的使命和价值不在饥食渴饮、争权夺利，而在超脱物欲，自识至大无匹之真我，如此才能做到与天地万物合德，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此时，邻县有某孝廉上公车，每每购置新书回里，十力常去借阅。读到“格致启蒙”之类，大开眼界，遂视六经诸子为土苴，睹前儒疏记，且掷地而詈。又读到当时维新派论文和奏章，知世变日剧，即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书置座右。清末政治腐败，民族危机深重。十力捧读严译《天演论》，深为“物竞天择”“自强保种”的召唤所感染；同时，“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 42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00至1901年，熊十力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三位青年身居社会下层，同情劳苦大众，养成叛逆性格。何自新主张运动军队，熊氏力表赞成并以身先之，投第三十一标（即上说凯字营）当兵。十力白天上操练武，夜间读书看报，撰写文章，向报馆投稿，主张变革现实，救亡图存。
1904年7月，张难先、何自新等在武昌创立革命党团——科学补习所。1905年春，王汉刺杀清阅兵大臣铁良于彰德火车站，未果，壮烈牺牲。是冬，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仁字斋为学兵。由于操课在校，就寝在营，各营士兵接触频繁，熊十力利用这一机会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揭露清吏。他曾在学堂揭示处张贴了揭露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罪恶的短文。
1906年2月，刘静庵、何自新等在武昌成立日知会，得到东京同盟会的支持。是春，熊十力加入同盟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该社即成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社员不限于黄冈籍同志，以订兰谱的方式，联络军学界志士。熊十力主持了该社的活动。每星期日，社员集会，熊十力等以孟子、王船山、黄宗羲思想阐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借讲《春秋》辩论种族关系，借讲《周礼》提倡地方自治。熊氏领导社员在军学界宣传《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和黄冈籍同人改写的《孔孟心肝》等。当时有人认为武昌不易发动革命，熊十力与何自新力辟其谬。
是夏，熊十力肄业于陆军特别小学堂。他提出，暗地联结荆、襄、巴、蜀及河南秘密会党与洪门哥老会等，使之发难于各地，清廷必遣军队去围剿，而军中同志即可乘机举事，中原不难光复。熊氏为此奔走军中甚为得力，响应者众多，风声渐大。不久事泄，熊十力被鄂军通缉，张彪等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有友人事先暗通消息，秘密掩护，熊十力得以出逃，潜往鄂西恩施诸山。
事稍缓，十力归乡授徒。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十力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来省城任湖北督军府参谋。民国元年，熊十力参加了编辑日知会志的工作。次年，二次革命失败，熊十力回到江西德安（自1906年始，熊氏家族迁居德安），垦荒耕田，攻读先秦诸子和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书，亦教过一段时间的私塾。
熊十力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向往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篡国，反对北洋军阀政府。1917—1918年，孙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熊氏由江西入湖南参预民军，支持桂军北伐，抗击段祺瑞的进攻，不久即赴粤，佐孙中山幕，奔走于两广、西南。熊氏目睹“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鼎革以还，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军阀官僚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鄙、苟且，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慨叹“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 ?熊先生“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先生自称“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三，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 425页。。
十力由广州返回德安，流寓匡庐西麓，题壁有：“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是年（1918年），熊氏汇集两年多来的笔札二十五则，编成《熊子真心书》，自印行世。在这部处女作中，有为日知会战友立的小传，有研究王船山、孟子、老庄和佛学的心得。蔡元培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奖掖提携，亲为之序。序中说:“今观熊子之学，贯通百家，融合儒释。其究也，乃欲以老氏清静寡欲之旨，养其至大至刚之气。富哉言乎！遵斯道也以行，本淡泊明志之操，收宁静致远之效，庶几横流可挽，而大道亦可无事乎他求矣。”
蔡、熊二人当时都有道德救国的思想。先一年，蔡先生创进德会于北大，熊氏“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
蔡元培：《熊子真心书序》，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3页。。此后蔡先生经常关心熊氏，给予他许多帮助。
1919年前后，熊先生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此时他才看到梁漱溟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该文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并指名批评熊升恒（即十力）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指斥“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的文章。笔墨官司促成了二人于1919年暑假在北平广济寺相会，并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由于梁的介绍，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当时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理性思辨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打算抽身自己办学，征得蔡元培同意，去南京请欧阳门下高足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这为他锻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只有在北大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只有在蔡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政策下，熊十力才得到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熊先生的中年时代是沉潜冥思、自立权衡的时代。他决不随波逐流，亦不囿于陈说，从1918年到1922年，他经历了由儒转佛，直从大乘有宗入手，后舍有宗而深研大乘空宗的学术历程。1923年到1932年，则是熊十力酝酿、营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关键年代。熊十力在北大讲授法相唯识之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一步一步背弃师说，由佛归儒。1923年，北大印制熊先生《唯识学概论》讲义，分“唯识、诸识、能变、四分、功能、四缘、境识、转识”八章，约九万余言，基本上依据于世亲、护法之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是年，忽盛疑旧学，于所宗信，极不自安，毁弃前稿，开始草创《新唯识论》。1926年，北大印制了熊先生第二种《唯识学概论》讲义，含“唯识、转变、功能、境色”四章。这一稿以功能说为本体，与旧义绝异。这一年，为讲授因明学之需，熊十力删注窥基《因明大疏》，由北大和上海商务分别印行，是书为治因明之津梁。1930年，公孚印刷所印制的《唯识论》，分“辩术、唯识、转变、功能、色法”等章（末章有目无文），标志熊十力由主张“众生多元”改变为主张“众生同源”，由赞同轮回说改变为批判轮回说，扬弃佛学的“非人生”倾向，确认“儒家的人本主义”才是“大中至正”的。此稿与1923年稿相比则主张根本变异，与1926年稿相比也改变了十之三四。是年还将1924至1928年与高赞非论学语录和一些信札，经张立民整理删削并序，编为《尊闻录》印行。
大约在1925年前后，熊先生为自己更名为“十力”。（此前，大家都叫他“子真”。）“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如来”即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他具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沈约《内典序》也有“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1932年10月，体大思精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终于在杭州出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这是熊十力哲学成熟的标志。在此之前，由于殚精竭虑，熊十力患下了神经衰弱、遗精和胃下垂等疾病，曾于1927年以后到杭州休养。养病期间的生活来源，由蔡元培和教育部关照北大发给薪金。在酝酿、建构、确立其哲学体系的十年间，熊十力得以与友人林宰平、马一浮、梁漱溟、张东荪、汤用彤、钱穆、蒙文通、张申府等先生反复切磋、辩难。是书九万余言，分“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上下、明心上下”诸章。以后的《新论》语体文本大体沿此架构。对于这样一部传世之作，学术界毁誉参半，争议颇大。
熊先生陶铸百家，贯通中外，形成了他的创造性的哲学系统。马一浮和蔡元培给予了高度评价。蔡序指出：“当此之时，完全脱离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学家之立场提出新见解者，实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蔡元培说，佛典中有高深的哲理，“惜二千年来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学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试为补正者。有之，则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识论》始”
蔡元培：《新唯识论序》，见《蔡元培哲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熊十力全集》第二卷， 4、5页。。蔡元培对于熊氏之出入于佛学的哲学家气魄和贡献，许之甚高。
《新论》文言本出版之后，佛学界人士几乎群起而攻之。论战持续了几十年。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即于《新论》文言本出版的当年（1932年）开始，刘定权（衡如）作《破新唯识论》，欧阳先生亲为之序，猛烈批评《新论》。熊十力于次年年初出版《破〈破新唯识论〉》加以反驳。熊十力治学的特点是不依经傍传，不拘家派，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料都有所取、有所破，意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直到晚年，熊先生一直保持了他自立权衡、径行独往、无所依傍的学术品格。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有着敏锐的直觉、深切的理会和强烈的共鸣。熊十力晚年的著作，常常自署“黄冈熊十力造”。这个“造”字，在印度是被尊为菩萨的人才能用的。
熊十力哲学体系虽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然充实、发展、完善这一体系并使之在国内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还是抗战前后的事。抗战期间，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穷困，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熊先生装扮成商人由学生刘公纯陪同，从北平城南出逃，乘运煤的货车，历尽艰辛回到武汉。1938年春，熊先生入川，在颠沛流离之际不废讲学，与学生邓子琴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砥砺气节，确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因作《中国历史讲话》，力图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熊先生的忧患意识、乐观精神，他全部的真挚的情感都倾注在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之上。熊先生以大无畏力，平章华梵，融会佛儒，自创新论，于西化之风狂飙突进之年代，为改造东方旧学，开辟新途，可谓孤往直勇，用心良苦。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他创制体系的出发点。他对于五四运动之后菲薄固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和所谓“本位文化”的主张均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两派其实都不懂得“西方之真”和“何者为国之粹”，指出必须深切了解西洋人所以成功现代文化之根本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讳短，不掩长，相互融和，自觉创新。他说，“此土著述，向无系统，而浅见者流，不承认此土之哲学或形上学得成为一种学”，因此，创造一种融和了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论，又继承了东方哲学的骨髓与形貌，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无不网罗融合，具有系统严谨之体制的哲学，就是非常之必要的了。作为有识的哲人，熊十力不满足于转手稗贩，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抗战年代，矻矻孜孜，熔铸百家，发展了三十年代初的思想，完善了昂扬进取、思辨细密、中国化了的、成体系的哲学，既为辛亥革命作出理论上的补课，又为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使之具有世界价值和现代意义，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面对西方、印度或我国的先圣先贤、哲学大家，熊先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他一生“求真”、“忌俗”，甘贫贱，忍淡泊，去浮华，务潜修。他赞扬船山所说的“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 。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至其所笃信，则必其所真知者矣。不知而信之，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辗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污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因此，他反对“好名”、“好胜”，强调学者必须耐得住寂寞，有一种“孤冷”、“孤往”精神和毅力。“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澹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他批评李恕谷等结纳官僚、名士“以广声气为宏学者”，“忍不住寂寞，往来京邑，扬誉公卿名流间，自荒所业。外托于宏学，其中实伏有驰骛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 。“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熊十力：《尊闻录》，见《熊十力全集》第一卷， 577~581、641页。这种堂堂巍巍做人，独立不苟为学的自立之道，今天对于我们学术界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没有独立的学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学术。
为了锻造我们民族的哲学体系，熊十力自甘孤独，自甘寂寞，伏案数十年如一日。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他长期不与家眷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四时左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入蜀之前，在北平相继出版了《十力论学语辑略》和《佛家名相通释》。入蜀之后，除在马一浮主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勉仁书院和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短期讲学外，主要的工作是将《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改写成语体文本。这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补充、修正、扩大与发展，工作量很大。熊先生当时“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
熊十力：《新唯识论•初印上中卷序言》，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5页。。1939年8月19日，日寇飞机轰炸乐山，熊十力左膝受伤，寓舍全毁于火，频年积稿尽毁，幸有部分笔札为学生陈仲陆录有副本，遂将此辑为《十力语要》卷二。《语要》卷二和《新论》语体本卷上、卷中，都是靠朋友和学生的资助才得以印制的。直到1944年春，语体本全书三卷32万字，才由以冯友兰、贺麟、金岳霖为常务理事的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的第一部书稿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抗战期间熊十力虽未到昆明西南联大，但仍被北京大学续聘为文学院教授。

熊先生学无常师，堂庑甚广，才气过人，自视很高。读书之过目不忘就令其弟子瞠目。他说：“吾平生著述与笔札之属，字字从胸中流出。稍有识者，当能知之。吾所为文字，向不肯引古书。有时对流俗须征引旧文，但此等处亦不多。……陆象山云：六经皆我注脚，未可如言取义。（如言，即执著言说之谓。）”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卷下之二，见上书，538~539页。他写作的速度是惊人的。《新论》的姊妹篇、熊十力政治哲学和思想史专著《读经示要》一书30万字，“肇始于六十揽揆之辰，毕事于寇迫桂黔之日”，即1944年虚岁六十寿辰（正月初四）起草，迄秋冬之际而毕。据说，《读经示要》自序就是在北培镇长卢子英刚刚捐给熊十力办哲学研究所的一座空荡荡的房屋中写的。当时，所用的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写作条件之简陋，可见一斑。鉴于此书极有价值，1945年，中国哲学会将它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三交重庆南方印书馆印行。
《读经示要》在研究先秦、汉宋和明清学术思想史方面颇有见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是书推《周官》、《礼运》、《周易》和《春秋》为我国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典。在当年政府讳言民主的高压之下，熊先生倡言民主政治是挽救危亡、振兴科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殊属难能可贵。熊先生1956年出版的《原儒》实是《读经示要》的必然发展。正如徐复观所说，熊先生的政治哲学镶入历史之中，在历史中求根据，并以此转而批评历史，形成了他独特的“史观”。熊先生特别彰显庶民在穷苦中的志气与品德，并以这种“庶民史观”赋予历史以新的解释。他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向往一种革命、民主、公平的社会主义。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不是以纯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是一定要镶在历史中去讲，镶在思想史中去讲，便不能不引出若干纠葛。
参见徐复观：《熊十力大师未完成的最后著作——〈先世述要〉》，载香港《明报月刊》，1980年8月号。在这一方面，他不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而是以微言大义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庶民史观的思想家。
抗战胜利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熊先生仍然处在拮据、窘迫的境地，为谋生和求一安身之地，四处奔波。1946年春返汉口，夏初重入川，应化学实业家孙颖川之邀，在乐山五通桥主持黄海化学社附设哲学研究部，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的讲词，编辑《十力语要》卷三、卷四。后因资金发生困难，哲学研究部办不下去，遂于1947年春末返回北大，次年春赴杭，应浙江大学文学院张其昀、谢幼伟之聘讲学。夏秋赴粤，闲居广州郊外化龙乡黄艮庸家。
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之后，熊先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学术界对《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的评议也渐渐多了起来，尽管褒贬不一，然说明熊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1947年，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出资印行“十力丛书”，印制《新唯识论》语体本和《十力语要》各一千部。1949年，《读经示要》由上海正中书局重印，《十力语要初续》和《韩非子评论》在香港出版。

总之，特殊的时代孕育了特殊的人物。熊十力由辛亥革命的失败痛切地认识到，没有文化精神的陶养和道德理想的追求，放任于本根良知的泊没和功名利禄的追逐，只可能出现“革命成功，走狗当道”的结局。军阀混战，百事日非，使他愤然退出政界，专攻学术，旨在为苦难的人民寻找正见与正道。不管他走的这条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的道路是否正确或有效，他的出发点总是“与天下庶民同忧患”，他的悲苦来自中国最广大最穷困的农民。因此，我们可以说，熊先生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对最下层、最普通的人民生活、人民地位、人民权利的忧患，正是这种忧患，促使他走上了学界，企图为辛亥革命作出理论补课。
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自尊的丧失，使他一走上学界就对那种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心态深恶痛绝。浮浅贫乏的所谓“学人”，在他看来不过是“海上逐臭之夫”，抛却自我，失去了依归。这就激起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自主自立的信念，拯救民族自信心的衰亡，首先要救活这浮浅芜杂、自贱自戕、毫无生气、随波逐流的所谓“思想界”。面对“菲薄固有”、“一意袭外人肤表”、“追随外人时下浅薄风会”的西化倾向，熊先生提倡“自本自根、自信自足、自发自辟”。他由对“民生之艰”的忧患上升到对“民族文化兴衰”的忧患！日寇侵华的大变局，更加强化了熊先生的忧患意识。
从忧患意识出发，熊先生挺立了、接续了民族文化的生命，这是他所有著述的终极目的。他说：“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以后第十天，董必武、郭沫若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950年初，熊先生抵达北京。政府给他安排了住房，并按他的要求让他仍回北大任教。但他实际上仍过着独居、思考、著述的生活，不到学校去。1950—1953年，在北京印行了《摧惑显宗记》、《与友人论张江陵》、《论六经》和《新唯识论》删节本四部著作。《新论》删改工作是1951—1952年完成的，内容更为精炼，从总体上来说，仍申“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吾人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本来不二”等义，强调推衍《易》理，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
从1954年10月开始，熊先生依子世菩定居上海。先生在京时已写成《原儒》上卷，回沪起草下卷。1956年，北京大学评熊先生为一级教授，《原儒》上下卷在上海出版。1956年2月，熊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知识分子会议，以后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他继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1959年出版的《体用论》和《明心篇》是先生晚年之《新论》。1961年印行的《乾坤衍》为熊氏之新易学思想，基本精神仍属《新论》。熊先生1963年还写了最后一部著作《存斋随笔》，释十二缘生。这部著作虽未刊行，但誊正稿犹存。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旷代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消逝在一个残酷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了。熊先生遭到抄家、被斗的厄运，大字报贴到他的家门口。他时常双泪长流，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外，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5月23日，熊先生因患肺炎，心力衰竭，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

有关熊先生的思想与著述，以上我们按时间随文作了介绍。这里我们再稍微集中地说说他的哲学体系《新唯识论》。这是以“仁心”、“本心”为本体的“体用不二”论。他的哲学形上学的路数，大体上是孟子——陆王的路数，同时综合了佛学的变化观、《周易》哲学的生生不已之论和王船山的体用思想。《新唯识论》严辨哲学与科学之区别、性智与量智的区别，认为科学（量智）只是穷探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性智）却是体悟整全浑一的本体。本体论是阐明万化根源的，是一切智慧之智慧。本体论在这里亦是绝对的本心论。在作者看来，“本心”为绝对待，不仅是自身的主宰，而且遍为万物之主，遍为万物实体。本心即心体即性体，是宇宙人生创化不已、生生不息之内在动力。本心不仅仅是理智之心（“识”），不仅仅是道德之心（“意”），而且是一绝对的本体（“心”），是宇宙大生命，是万化之原、万有之基，同时又内在于万物与吾人心中。这里表达了关于人与世界的真实性及潜在的完满性的信仰，确立了一切存在的根据、宇宙生化的根据和人们道德实践的根据。作者界定了“本体”，认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是无形相的、无质碍的、绝对的、永恒的、全的、圆满的、清净的、刚健的。作者区分了“本心”与“习心”，认为绝对永恒之本体（本心、本性）与习心不可同日而语。“本心”是永恒绝对之本体；“习心”与物为对，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思虑营为、情感意欲等等。
《新唯识论》的“体用不二”之论肯定本心仁体的绝对性、唯一性、能动性和变易性。此体又是流衍变化、化生万物的过程。所谓心物万象、文化建制，都是仁心本体的展示、显现、流行、过程。本心创生、创发为大化流行之用，显现为宇宙万物和人文世界。本心不在万象之外，而在生生化化的事物之中。
作者自认这一理论克服了西洋哲学、印度佛教哲学视本体超脱于现象界之上或隐于现象界之背后的迷谬，纠正了多重本体或体用割裂的毛病。这种即体即用、即流行即主宰、即现象即真实、即变易即不易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突出了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良知、本心作为一元实体的包容性与真实性，因此愈加肯定它的生灭变化的创造性功能。作者指出，本体或实体是万理之源、万德之端、万化之始，其显现为无穷无尽之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毕竟不改易其本体固有的生生、健动等种种德性，应说是不变易的。刚健的本体（本心）之显现，有其摄聚而成形相的动势，名曰翕；有其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名曰辟。所谓心物即是翕辟的两种势用或过程，而翕辟相反相成，并非两个不同的历程。因此心物亦非二物，而是一个整体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或辩证过程。
熊先生之终极关怀，即在为人类寻找回失落了的道德自我或生命理性。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他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他的《新唯识论》凸显了现实、能动、刚健、充满活力的人类生命本体。它即是本体，即是主体，即是现象，即是功能。“仁心本体”、“体用不二”模型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强调了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有机、动态的整合，进而认定生生不息、翕辟开阖的宇宙本原，即是吾人之真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真宰。
熊十力发挥王阳明、王船山的体用观，反复论述“无体即无用，离用原无体”，认为“离用言体”，即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工夫要在即用显体，从用中悟出本体。宇宙一切原是大用流行，大用流行即是体之显现。我们既不能执著此流行者为真实，谓其别无有体，亦不能离弃这流行者，而外流行以求体。他借鉴天台宗“圆融三谛”和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模式，甚至袭用其“水波”之喻，说明本体不是宇宙万有的总计、总和或总相，而是宇宙万有的法性，每一物（现象或众沤）都以一元（本体或大海）之全体为其所自有，而不仅仅占有本体之一分。所有这些，都是他对积极能动的人生论、治化论和道德论所作的本体论的论证。他以“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吾人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本来不二”、“翕辟成变”、“反求自识”、“性修不二”、“思修交尽”、“性智统摄量智”、“生生乾元性海”、“良知呈现”诸论诸说，高扬了生意盎然、生机洋溢、刚健进取的生命本体；肯定吾人一切以自力创造，自强不息，新新不竭；强调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和无限的丰富的意义。熊先生通过“举体成用”、“称体起用”、“立体开用”、“由用显体”的论证，突出了生命本体的实有性、能动性、创造性、流衍性，使之成为一切文化活动、一切文化成果、一切文化价值的真实的根源。
熊十力凸显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生意盎然、生机洋溢、生命充实言本体，赋予此本体以生命创造的特质。由此看来，仁心本体亦是一切文化现象和道德行为的根源和根据，是开发创新、社会进步、人格完美的原动力。此体是天赋的，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每人都自足圆满地拥有这一个大宝藏。熊十力以这一理路建构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形而上体系，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
著名哲学家、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教授比较了在当代重建传统哲学的冯友兰、熊十力二先生，认为“熊冯二氏，而以熊氏为先，盖以其哲学皆从中国哲学内部开展，非将西方思想与经学苟合也”。他认为，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陈荣捷先生在给武汉大学寄来的祝贺“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贺函中又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 。“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详见郭齐勇：《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 211~212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黄冈县委员会编：《回忆熊十力》， 188页，1989。
为便于读者把握熊十力哲学思想，本卷主要选录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文言文本与语体文本，并选录了《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的相关内容。以上均为熊先生的代表作，系1949年以前出版。本卷在编排上，不以时间为序。除以原哲学体系的结构出现外，又以类编的方式，把熊先生的主要哲学范畴与命题、中西文化观与儒学观以及关于治学与做人的论述凸显了出来。我们把熊先生代表作的最经典、最重要内容选编于兹，一卷在手，了然于心，相信读者细读本书可以更好地走近熊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