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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郑观应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书号：978-7-300-20041-5

著者：任智勇 戴圆   

责任编辑：吕鹏军 

成品：160*230  页数：346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4-09-29

定价：56.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卖点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商人”郑观应文集，甲午百年后重新审视郑氏论“商战”。

收录郑观应代表作《盛世危言》及其道教思想论著、散文作品。

权威编者选编，为读者提供从代表性人物身上了解近代洋务运动的新视角。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人物简介

郑观应1842年7月出生于广东香山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早年科举未成，即循乡人之迹而北上上海入为买办，三十三岁时成为后来中国航运业巨头之一的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与其乡人不同，郑观应终身服膺儒、道，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在其寻找富强之道上，他希望通过“商战”，通过改革当时的弊政，以求“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使得他后来离开洋行而服务于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并因《盛世危言》一书而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商人。辛亥革命后，因荐主盛宣怀的失势，他在轮船招商局内也难有作为，转而热心教育。1921年6月病逝于轮船招商局公学宿舍内。

◆编者简介 

任智勇，1973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先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北京大学求学。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是晚清海关史、财政史。著有专著《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发表《道光、咸丰朝的粤海关监督考》、《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的偿付》等十余篇论文。 

戴圆，1978年出生于湖南冷水江。1997年开始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印刷学院，现为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发表《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的建立》、《郑观应和他的同乡们》等多篇文章。

◆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四卷本八册的《盛世危言》，这是郑观应甲午战后出版的政论集，其中关于“商战”的命题甚至在百年后还引起了学界和商界的重大反响。郑观应不是第一个提出提高商人和商业地位的政论者，但无疑他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表述提出了一种解决中国甲午战后困境的方案。在主张“商战”的同时，还倡言议院，革新弊政。第二部分是关于道教的七封函札，从中可以管窥郑氏道教思想。第三部分是《长江日记》，详细记述了1893年郑观应作为招商局帮办从上海到重庆巡查各分局的情况，其重点在于三峡风光、人文的记述。

◆ 简要目录

导言 

盛世危言 

邓华熙奏稿 

《盛世危言》彭序 

《盛世危言》郑序 

《盛世危言》陈序 

《盛世危言》初刊自序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 

《盛世危言》卷一富国 

道器 

学校 

西学 

考试上 

《盛世危言》卷二富国 

考试下 

吏治上 

吏治下 

通使 

游历 

《盛世危言》卷三富国 

商务一 

商务二 

商务三 

商务四 

商务五 

商船上 

商船下 

保险 

商战上 

商战下 

《盛世危言》卷四富国 

税则 

捐纳 

开矿上 

开矿下 

技艺 

农功 

藏书 

《盛世危言》卷五开源 

议院上 

议院下 

公举 

公法 

日报上 

《盛世危言》卷六开源 

日报下 

训俗 

铁路上 

铁路下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盛世危言》卷七开源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纺织 

垦荒 

旱潦 

赛会 

修路 

《盛世危言》卷八强兵 

练将 

练兵上 

练兵下 

民团上 

民团下 

水师 

船政 

《盛世危言》卷九强兵 

海防上 

海防中 

海防下 

边防一 

边防二 

《盛世危言》卷十强兵 

边防三 

边防四 

边防五 

边防六 

边防七 

边防八 

江防 

炮台 

火器 

《盛世名言》卷十一强兵 

间谍 

巡捕 

建都 

廉俸 

典礼上 

典礼下 

刑法 

罚赎 

弭兵 

《盛世名言》卷十二节流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交涉上 

交涉下 

条约 

入籍 

教养 

《盛世名言》卷十三节流 

女教 

旗籍 

厘捐 

国债 

贩奴 

治河 

停漕 

卫屯 

《盛世名言》卷十四节流 

盐务 

驿站 

限仕 

汰冗 

革弊 

书吏 

度支 

僧道 

狱囚 

医道 

善举 

盗工 

吴广霈跋 

杨毓煇跋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 

郑观应的道术 

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 

致张静生道友书 

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 

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致扬州修道院同学诸道长书 

上通明叫住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 

致化学黄君邃之、医士吕君献堂、佛学研究会张君润生书 

长江日记 

郑观应年谱简编

◆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导言 

郑观应（1842年7月24日—1921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本名官应 关于郑观应的本名，除了夏东元外，大多数学者都以“郑观应”为其本名，其实这是他的俗名，他的官方和家族称呼都是“郑官应”，只是现在“积俗难返”。参见邓景滨：《郑观应考证两则》，载《岭南文史》，1994（2）。，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中年后别名罗浮待鹤山人。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近代思想史和经济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学者对他展开研究，如邵循正等著名历史学家就曾对他进行了专题讨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夏东元适逢其时地在洋务运动的研究脉络中对郑观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郑观应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以及在《郑观应传》基础上补充修订成的《郑观应》（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书中所言一时成为不易之论。而其学生易惠莉也出版了《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以郑观应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更是达到了300篇以上。这些多少可以表明郑观应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而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更是不仅在清代就被多次盗版翻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还至少有九个出版社出版过《盛世危言》。 按照费成康先生的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1年，先后有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蓝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七个出版社先后出版过《盛世危言》。就编者所见，此后还有2002年辛俊玲评注的华夏出版社版、2006年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此外，海峡对岸的台湾也至少有1968年大通书局版和1976年学生书局版这两个版本。此次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我在此再次选编郑观应文集。时与势移，当我们在21世纪重新审视郑观应时，我们对“泰西”已经不再陌生，对发展经济已经不再那样焦急渴望，对促进政治革新的种种举措也早已耳闻目睹。我们这个时代已然不再需要对郑观应等当年了解西洋的人进行顶礼膜拜——虽然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依然值得尊敬。在今天的我们眼中，郑观应已经褪去光环，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需要为他文过饰非，只需要还原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作为选集，总需要对原著者的生平做一个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原著者，了解文字背后的他的故事。鉴于夏东元诸位先生已然有了非常详尽的传记，所以在这里，仅就自己所理解的郑观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郑观应和他的时代现在研究人物的学者都非常清楚一点：历史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即使英雄人物也是如此。郑观应无法比英雄更高一筹，所以我们只能把他放在历史的情境之中去理解，所以对郑观应的介绍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和他的时代。在阅读关于郑观应的史料的过程中，我个人以为他的出身和他的交际圈对他人生的轨迹影响莫大，下文也就分成两个部分进行介绍。1.出身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使得郑观应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了特殊的际遇，他的人生轨迹和人际交往也大抵与此有关。他的父亲郑文瑞很可能在咸丰初年（19世纪50年代初）曾在上海做过买办，不久后回到故乡担任塾师。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并不排斥经商，而他的孩子们在科举未成之后也相继被他送到上海学做买办。郑文瑞“既商亦儒的人生道路影响了郑观应的人生经历”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载《岭南文史》，2002（3）。。1858年，当郑观应十七岁应童子试未成时，他没有和岭南等地众多的士子们一样选择再考，而是去了上海投奔叔父准备去洋行当买办。因为，当时在上海的诸多为外商服务的中国人都是开埠后从广东跟随而去的广东人。而且“出于对广东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的信任，开埠初期的上海外国商行，大都愿意雇佣香山人做买办” 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载《史林》，2004（4）。。郑氏家族的诸多亲友更是为郑观应铺垫了前途。可能是因为前途只有成为买办一条，郑观应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学习英语，努力学习经商手段，积累经商经验。到了1859年，在同乡亲友（曾寄圃和徐润，他们都是宝顺洋行的买办）的帮助下他转入宝顺洋行工作，并于次年成为买办。1867年，按照惯例，他在担任买办之余，又和亲友投资公正轮船公司。当宝顺洋行停办后，他又由于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在1874年成为新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因为身为创办人之一的总船主麦奎因原是宝顺洋行的船主，他很欣赏郑观应。在上海的长期工作，以及在赈灾过程中的表现，使郑观应开始与江浙士绅关系密切起来，甚至与名声甚好的经元善、谢家福 根据现存的谢家福所藏的兰谱，可以确定他们结义的时间是在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六月左右。参见黄鸿山：《江浙洋务集团内部关系考——以谢家福所藏郑观应等人兰谱为中心》，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2）。等人结义为兄弟。在同宗——在淮系有相当地位的津海关道郑藻如郑藻如，字玉轩，又字志翔，广东省香山县人。他于光绪四年（1878年）经李鸿章推荐担任津海关道——直隶总督的主要外交助手，光绪七年（1881年）后先后出使美国、秘鲁。与郑观应在上海“旦夕过从”的时间应是在他担任上海制造局会办的1878年。参见《香山县志•列传》卷11，19页，1924年刻印本，转引自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载《文献》，1980（2）。的揄扬之下，郑观应还与淮系巨头李鸿章、盛宣怀发生了联系，尤其是盛宣怀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在盛宣怀的影响下，郑观应先后三次加入轮船招商局，其间还入主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也就是说，他和同乡亲友徐润、唐廷枢等人一样“洗白”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买办转变为洋务企业的核心经理人。洋务企业的管理者拥有亦官亦商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又转过来使得他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作为一个广东籍的名人，郑观应与很多广东人都发生过联系。后辈中更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作为晚辈同乡都曾和他发生过联系。他虽然不同意康、梁激进的变法措施，但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帮助；而孙中山则是由他推荐给盛宣怀并转荐给李鸿章的 关于郑观应与孙中山的来往可参阅吴相湘：《孙逸仙近代思想与郑观应、容闳、严复、胡适之比较》，载《广东社会科学》，1996（6）；张苹、张磊：《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3）。这些研究多少都有左袒孙中山的嫌疑，而且研究者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得到郑观应诚意的推荐后何以飘然而去，为何此后二人没有了任何来往。。当郑观应晚年想回广东养老时，却卷入了粤汉铁路风潮。最后离开广东而客死上海，可能也和这段经历有关。2.他和他的朋友们当1858年来到上海的时候，郑观应只是一个在洋行工作的低级职员，与他来往的只有一些亲友。在这些亲友中，有几个人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甚大。如徐润，作为他的表亲，不但给了郑观应很多经济上的支持，教会他商界的很多事宜，而且提携他进入了与其后半生几乎相伴的轮船招商局；如郑藻如，作为他的同宗，虽然在血缘上可能不是很近，但因为是同学并在上海再次相遇，加上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关系更为密切。当郑观应成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后，因为刊印了《易言》等书籍，参与了赈灾等公益性活动，获得一定的声望而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交际圈子。在赈灾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江南的著名士绅，如经元善等人，进而与经元善、谢元福结为兄弟。这种交往无疑有助于提升他各方面的声望，无论是乐善好施还是博学多闻、精通洋务、心怀“大清”。个人以为，他第二、三本时事评论性的著作《易言》和《盛世危言》刊行后之所以能取得远比第一本《救时揭要》要大得多的影响，与经元善等人的揄扬有较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多少有“汉奸”之嫌的买办是很难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而经元善等人良好的名声，他们的认同有助于郑观应打开局面。从后来经元善在经、郑二人交恶后所说可看出，他们对郑观应相助确实多多。当然，在得到盛宣怀提携后，郑观应对经元善也多有关照。如前文所述，郑观应除了结交经元善等人之外，还经过同宗郑藻如的介绍与淮系的“大佬”李鸿章以及淮系的“财神”盛宣怀发生了联系。从现有资料来看，尚不知初始见面时郑观应对盛宣怀的观感如何，但从日后的一些行为来看，盛宣怀无疑对郑观应的“知洋务”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对企业的管理能力是非常欣赏的，他很快就通过各种方式（如薪酬、职务等）邀请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到他所控制的企业中任职。而郑观应在离开太古轮船公司之后的经历也几乎都和盛宣怀有关。郑观应先后应盛宣怀之邀在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任职，其能力也不负盛宣怀所望，每到一个企业都能有所成就，有所改革，多能在一定时间内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二人在经营洋务企业中相得益彰，一个控制企业的大方向，一个负责具体的经营。郑观应也一直保持了对盛宣怀的忠诚，甚至不惜害了自己的结义兄弟经元善，使得后者戊戌维新后出逃到澳门时被捕。直到1902年，郑观应应长期交往的王之春之邀到广西任职，出任左江道。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正式出任官职。可惜王之春很快被弹劾，郑观应也被迫离职。这段经历对郑、盛二人的关系损害很大。盛宣怀开始直接表达不满，不同意他离开轮船招商局，到郑观应离开广西后也只给了他一个小小的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的职务。可能是之间的相互需要，不久之后二人关系有所恢复，这种交谊一直延续到盛宣怀离世。二、郑观应和他的“道”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抵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自此以来的170余年的历史也基本上被认为有一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向（无论是强调政治正确的革命史观还是看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开明的现代化史观，其实大体都认同这一点）：符合这条路向的就是进步的，不符合者则是逆潮流而动。郑观应则恰好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时代的前沿（例如他主张立宪，主张设议院，而这一点中国近代一直没有成功，所以他就是先进的），因此在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中他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甚至是重要的地位。考察到目前为止的郑观应思想研究，我们会看到加诸他身上的诸如“伟大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等一大堆头衔，而对于研究的内容有时会不禁感慨一个人的思想居然可以如此细分数十块：经济思想、爱国思想、教育思想、国防思想、妇女思想、福利思想、吏治思想、外交思想、议会思想、科技思想、法律思想……观点和思想的混淆一至于斯。研究者中的严肃者也大抵谈论他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理念，对于他和同时代的思想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他思想的核心却甚少涉及。鄙意以为，郑观应似乎和陈炽等同时代的思想者一样希望富国强兵，他在经济方面的“商战”思想一时成了郑观应思想的代名词，他在政治方面主张“设议院”则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注脚。与其他人相比，郑观应多了在外国企业（洋行）和国内企业（洋务企业）长期工作的经验。从这种经验出发，他对生产经营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更为直观的见解，更重视企业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他自己没有用这个词）对国家经济和国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是他“商战”思想的由来。但无论是商战还是设议院，其实都是他的细枝末节——是“器”，而不是“道”。在仔细翻阅郑观应的有关文献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谈论他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而他的哲学观或者说世界观却极少谈到，在不得已涉及时，也是《春秋》笔法，绝不直面评价。鄙意以为，至晚从19世纪70年代起，郑观应其实已然是一个道教徒 郑观应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求道已五十年”，而且文中提到的“毒炸弹”、“飞行机”、“潜水艇”应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故推断他是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修道，而有此思想则可能更早。参见《上张三丰祖师疏文》，见《郑观应》（下），47~48页。在另一文中，他自称“自幼好道，博览丹经，长复遍游海岳，备尝艰苦，获闻性、命双修大道”（《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见《郑观应集》（下），70~71页）。，而早年的私塾教育则又使他在道家的养生思想中混杂了儒家的经世思想。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写到：《危言后编》首卷言道术，即正心修身、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二卷至十五卷言道治，即齐家治国、安内攘外，自强之说也。而中外贤哲所论炼金神术、医学、地理之秘，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亦略采其要义，附以所闻。如果说这段话多少有些含糊，没有直接表露他的道家思想，那么《盛世危言后编》中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 根据吴国富的考证，这位戴公复就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戴振年，字公复，号白阳子，江西大庾人，曾在广东任过知县。参见吴国富：《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载《中国道教》。2012（3）。根据他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郑观应集》中收录的很多函件其实就是与戴公复个人的信件，而不是给其他人，如本卷中收录的《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所做的序则更为直接地表露了郑观应的各种议论背后哲学层面的思想：前著《盛世危言》，首篇论道器，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也。今著《危言后编》，首论道术，亦与前编所论道器同。惟世人只惜其前、后编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法良意美，未见诸施行，而不知所论道器、道术，皆为修身之本，性命之学，即抱朴子所著内、外篇修己致人之意也。余恐解人难索，庸儒误以为异端，谨述先贤陆子潜虚之言以解之。……或谓：“郑子所论中外利弊、富国强兵诸策，批郤导窾，目无全牛，实为用世之要务。若《道术》篇所论备言性命之学，修仙之法，近于遁世，与用世适立于反对地位，列为首篇，毋乃失其轻重？”岂知物有本末，修己方可治人，以道淑身者乃能以道淑世。济一子云：欲学神仙，先为君子。人道不修，仙道远矣。况观往籍所载神仙救人之事，指不胜屈，盖神仙无不以积德立功为心，功满即飞升蓬岛。能用世者多不能成仙，能成仙者类能用世。列《道术》为篇首，斯亦著述者以修身为本，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成己成人之意乎！郑观应的这位道友明确地表述了郑观应的哲学思想——“以道淑世”。这篇序言无疑是经过郑观应本人审定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这种表述也代表了郑氏本人是认同这样一种理解的。那么什么是道呢？除了在郑观应的通信中屡次表达的修身的“修仙之道”、“金丹之道”，还有很多关于道的论述，如“一语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本篇中所谓法可变而道不可变者”《盛世危言•道器》，见《郑观应集》（上），241页。。到了晚年，他在论述教育的函件中表达更多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些才能“历千秋而不变，亘万古而常昭” 《答杨君弨伯、梁君敬若、何君阆樵书》，见《郑观应集》（下），251页。。在很多俨然以成为世界公民为荣的国人看来，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无疑是落后的、守旧的。可当我们回想欧美各国在各种场合强调“某某国精神”的同时，我们有些人却似乎已经找不到令自己自豪的“中国精神”。作为当时的弱国，中国若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支柱，似乎是难以令当时的郑观应们活下去并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抱有一丝希望的。从这一点来说，今天的我们似乎也不能苛责作为那个时代先锋的郑观应。三、经济史上的郑观应郑观应一生中经历的企业很多，早期是两个外国洋行（宝顺洋行、太古洋行），同时还依照惯例有了自己的企业（揽载行、和生祥茶栈），其间还在传统企业扬州宝记盐务当过总理，后来供职于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金州矿务局、开平矿务局、粤汉铁路等洋务企业。他在每个企业（除了三入三出的轮船招商局）待的时间都不长，有一些甚至只是盛宣怀给他车马费的借口，但对每一个企业，他都多少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将企业建设好。关于他的企业管理，研究者多集中于他在轮船招商局的活动，为避免拾人牙慧，编者这里以他在汉阳铁厂的管理为例进行一点简单的说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阳铁厂其实自1893年投产以来亏累甚多，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最后，张之洞不得不在三年后的1896年将其转给盛宣怀承办，而代表盛宣怀出任总办、负责铁厂整顿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此前从无在重工业企业任职的经历，但上任伊始就看出了汉阳铁厂面临的几个核心问题：成本问题，销路问题，人才问题。半年后，他还提出了资金问题。在成本方面，他提出控制成本的核心是铁厂用于炼铁的焦炭成本过高——是外国焦炭价格的三四倍，为此要在萍乡自行炼制焦炭。在销路方面，他请盛宣怀出面控制筹建中的卢（沟桥）汉（口）铁路、粤汉铁路，以求铁轨由汉阳铁厂定造。在人才方面，他认为当时铁厂聘用的洋人不仅品格有问题，而且能力不高，需要重新聘用外国人才，并逐步通过新设的学习机器的书院培养本国的人才。在资金方面，他希望盛宣怀“揽办”银行，以解决这种重工业企业需要的长期巨额资金问题。单纯从管理的角度看，郑观应的建议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作为清政府或者准确说是地方大员投资、控制的洋务企业并不能通过郑观应的实干解决问题，并“扭亏为盈”。郑观应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甚至担心张之洞对他“加以不测之祸，用泄其忿”。到了1897年3月就有人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苏报》上发文攻击郑观应。这次攻击的后果除了使郑观应身名受累之外，还引起了他和盛宣怀之间的误会。郑观应本人也于4个月后的1897年7月离职，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有欧美痕迹的企业管理解决方案：成本问题方面，固然控制成本是中国传统企业也会去做的；在销路方面，他显然是想垄断经营；在人才问题上，他想通过职业技术学校（书院）来培养人才，显然不是传统的师徒制；在资金方面，他的办法是当时中国全新的银行投资模式。四、“商战”——思想史上的郑观应关于郑观应的思想研究非常多，甚至有学者将其思想划分为经济、爱国、国防、教育、妇女甚至还有日报等十六个方面进行论述。参见葛群：《郑观应思想研究文献概述》，载《经济研究导刊》，2012（36）。编者这里无意于论述这么多方面，除了篇幅和精力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郑观应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在于他在经济方面，尤其是他的“商战”理论。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近百年之后的20世纪80、90年代还余音袅袅，不断有企业界和思想界的人将其思想重新翻起，甚至是被当做先进思想加以阐述。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把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加以判析。郑观应论述“商战”的动机，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发轫，久处“十里洋场”的他自然亲历了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也知晓在大规模入超后给本国经济和金融带来的危害，同时也十分清楚清朝政府政策中对商业的种种限制。因此，他的“商战”理论提出要“振兴丝、茶二业”以求获得贸易平衡；要购买西方机器，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要在政策层面“裁减厘捐”，提高商人地位，鼓励经商，用海关和关税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入，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要发展采矿业，获得足够的原材料；要实行货币改革，改革当时的实银制的贵金属货币制，实行纸币……对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编者也认为郑观应在当时的中国也确实比较先进，但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看似乎也有值得重新思考的余地。编者这里想从比较的角度做一点探讨。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以下的经济学流派更多的是讲自由经济学，讲要素的自由流动，讲政府之外的“看不见的手”。但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和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是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有着与英国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他们常常会讲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编者这里就谈谈作为其代表人物的李斯特及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与郑观应“商战”思想的比较。 在德语国家，他们没有威廉•配第那样的政治算术的传统，只有官房学派的传统，也就是说，那些谈论社会经济的学者更多的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思考问题。已有学者指出，自18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学者，谈论更多的是国家经济学而非国民经济学，而这一点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参见方维规：《“经济”译名钩沉及相关概念之厘正》，载《学术月刊》，2008（6）。这篇文章中还指出，关于李斯特著作译名的错误之处，即将国家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误译为国民体系(der Volkswirtschaft)，也就是，译名应为《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和郑观应一样，李斯特也讨论发展本国工业，利用海关保护本国工业，认为“限制工业品的输入就可以引起生枯起朽的作用，使国家的大部分天然力量活跃起来”。而李斯特与郑观应不同的是其对农业的认识。他认为国内工业得到广泛发展的基础是高度发展农业，再通过工业的发展提升农业的发展。而在郑观应那里一切都是工商业为主，甚至发展农业都是因其可以提供作为贸易手段的丝、茶甚至是鸦片，至于粮食种植这样的基础农业基本看不到他的论述。他不知道，或者说没有关注到，粮食种植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性。这大概也是郑观应作为一个商人的眼光局限。编者不知道的是，此后很长时间里粮食种植得不到重视是否和郑观应的思想有关。我们当然不能去苛责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本人并没有掌握政权，无法强力推行自己的主张。编者这里只是想说，至少相比于他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他并不先进，而且一些主张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五、关于本书的编写在导言的最后，编者想交代几个问题，首先是版本的选取，也就是占据本卷最大篇幅的《盛世危言》的版本的选取；其次是其他内容的选取，也就是本卷中关于郑观应道教思想部分、书信部分、游记部分的选取。1.关于《盛世危言》的版本《盛世危言》一书自1894年刊印之后，影响很大，一时间不断被翻印，有得到郑观应本人授权的，也有未经授权的。按照夏东元先生的考订，大概有24个版本。参见夏东元：《郑观应》，353~357页。在《附录一〈盛世危言〉版本简介》中，夏东元排列了共计24个版本。编者以为19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救时揭要》和《易言》第二版与《盛世危言》之间内容差别较大，且书名页不同，似不应列入；而1921年《盛世危言后编》内容则为其书札、企业文章的汇编，也与其他版本差别甚大，因此亦不应计入。费成康先生经考订认为：郑观应最初于1894年春天出版了共有正文56篇的《盛世危言》五卷本。1895年初，他出版了将正文增至57篇的五卷本。接着，他将增加正文一篇、改编为十二卷的《盛世危言统编》的稿本送给邓华熙奏呈给光绪皇帝。不久，该版本遂由官府出版。1895年秋，郑观应推出由《易言》36篇本脱胎而来的《盛世危言续编》。1896年上半年，他又出版了由45篇续写文章编成的《盛世危言补编》。到了1896年下半年，他将《统编》与《补编》合在一起，并编入两篇新写的正文，出版了十四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900年，通过再次修订，他推出了同名的八卷本。这样的过程，便是《盛世危言》各个版本出版的总脉络。 费成康：《〈盛世危言〉版本考》，载《岭南文史》，2002（3）。关于《盛世危言》的版本和出版时间有过很多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除了夏东元之外，武曦也有不同的见解。参见武曦：《〈盛世危言〉的成书、增订及版本》，载《文献》，1980（2）。编者在此以费成康先生的说法为准。《盛世危言》之所以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名声，除了自身的内容外，与时任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其进呈光绪皇帝有很大的关系。邓华熙的上奏时间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1895年4月20日），光绪皇帝朱批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朱批的内容是：“知道了，书留览。”此后这本书被光绪皇帝发给总理衙门，要其印刷2000册，发给大臣们阅读，也就是成为当时的官员必读书目。后来的一些科举考试甚至也出与《盛世危言》相关的题目。一时间，此书成为官员和士大夫、准士大夫的必读书目，影响波及全国。出于一些考虑（如某些问题已完全为现在的我们所忽略，郑观应的写作难以为我们所理解），本次编者删减了十四卷本八册《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中的附录和一些附言，只保留序跋以及郑观应个人的文字。为便于读者进一步探索，编者在这里列出十四卷本八册《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的目录。如果读者对删去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自行查找。邓华熙奏稿《盛世危言》彭序《盛世危言》郑序《盛世危言》陈序《盛世危言》初刊自序《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五洲各国全图《盛世危言》卷一目录富国道器学校附录《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王子潜广文《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书目》西学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华人宜通西文说》考试上附录《法国激励人材说》（以上第一册）《盛世危言》卷二目录富国考试下附摘录何沃生律师所箸《新政论议》吏治上吏治下附截录朱太守疏《海防用人议》通使游历附录李提摩太《亲王宜游历各国说》《盛世危言》卷三目录富国商务一商务二商务三商务四商务五附录英驻沪总领事哲美森箸《英国颁行公司定例》商船上商船下附录《同治元年各国议定行船章程》、《各国商船表》保险商战上商战下附录《欧洲商务盈绌总论》、《变通商务论》、《英商公司据印度及亚美利加洲考》（以上第二册）《盛世危言》卷四目录富国税则附截录钱君《通商综核说略》、《泰西征税论略》捐纳附录王子潜广文《停捐纳论》开矿上附录《开平矿事略》开矿下技艺农功藏书附录《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盛世危言》卷五目录开源议院上议院下附录《今古泰西诸国设立议院源流》公举公法日报上（以上第三册）《盛世危言》卷六目录开源日报下训俗附录《论粤省有三大害》、《序富国探源论》铁路上铁路下电报邮政上邮政下附录《泰西邮政考》《盛世危言》卷七目录开源银行上银行下附录《英国国家总银行考》铸银附录《药水浸洋钱之害论》纺织垦荒旱潦赛会修路（以上第四册）《盛世危言》卷八目录强兵练将附录薛叔耘星使《选将练兵论》、《英、德设课功局防敌法》、《储将才论》、金眉生《我战则克论》练兵上附录沈仲礼太守译述德人《借箸筹防论略》练兵下民团上民团下水师附录薛星使、张制军、王星使《海军论》、《各国兵船表》船政《盛世危言》卷九目录强兵海防上附录剑华道人《记日本议院论中国创设海军事》海防中海防下附录张司马《论北洋海军失利情形》边防一边防二（以上第五册）《盛世危言》卷十目录强兵边防三边防四附录姚子良观察《论滇属金沙江形势》边防五边防六边防七附录剑华堂《续罪言》、《天下大势通论》边防八江防炮台附录邹君《炮台论》火器《盛世危言》卷十一目录强兵间谍附录《行军以间谍为先论》巡捕 建都廉俸典礼上典礼下刑法罚赎弭兵（以上第六册）《盛世危言》卷十二目录节流禁烟上禁烟下传教交涉上交涉下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条约入籍教养附录李提摩太《转移积患养民说略》《盛世危言》卷十三目录节流女教旗籍厘捐附摘录镜存子《治标庸言》国债贩奴附录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治河停漕卫屯（以上第七册）《盛世危言》卷十四目录节流盐务驿站限仕汰冗革弊附录曹侍御奏《直隶差徭勒派情形》书吏度支附录《俄国出入度支总数考》僧道狱囚附录《书杨侍御奏〈请裁撤待质公所折〉后》医道善举附录杨然青茂才《论泰西善堂及英国赈济人数》盗工吴广霈跋杨毓煇跋《易言》原跋《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以上第八册）编者最后想说的是，郑观应此书的十四卷，其实包含的是富国、开源、强兵、节流四个主题。从这四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出，他将阅读对象定位为士大夫和当道者，其实是想通过自己的言论进而影响到政策。当然，他自己也未讳言，在《自序》中他明确说是希望“当世巨公……因时而善用之”。他的这一目的显然部分达到了，在清政府最后十余年的诸多政策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盛世危言》的痕迹。但当革命风潮涌动时，抱“改良主义”的他却已开始落后于时代，随之也成了边缘人。2.关于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如前文所述，郑观应没有如很多当时的买办那样去加入基督教或天主教以作为“护身符”，他有自己的信仰，即道教信仰，虽然他同样遵奉儒家的伦理，还试图使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一点，研究者却极少加以关注并予以阐述。这背后似乎也可以折射出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部分中国人在用本土的信仰来抵抗西方的宗教压力。编者自己对宗教缺乏研究，在这里特意选录郑观应的道教函札，也是希望能从郑观应这里为那个时代的宗教研究开启一扇小小的窗户，以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与此同时，编者也认为，正是从这些关于道教的来往函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郑观应思想和行为的内心深处：例如他要积累功德，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乐于帮助他人，“力行善事” 郑观应：《致张静生道友书》。已收入本卷。 ；例如因为自幼体弱，他一直坚持养生——虽然他的方法在现代医学看来似乎可笑。为了不致喧宾夺主，也为了不使得本卷篇幅过大，编者这里仅仅选录七篇文献。这些文献显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道教思想，只是希望开启看待郑观应的另一扇窗户。3.关于《长江日记》郑观应没有留下像一些清代理学家那样严格记录自己言行的日记，这为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但他留下了五部考察日记，即光绪十年（1884年），奉彭玉麟之令前往东南亚而写成的《南游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作为轮船招商局帮办而稽查该局长江各分局留下的《长江日记》；同年，丁忧时游历沿海各埠写成的《海上日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去梧州了解水路情况，考察西江沿岸进出口情况的《赴梧日记》；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轮船招商局稽查会办考察各口岸的《西行日记》。其中《南游日记》、《西行日记》和《海上日记》均已在相关文献中刊发，前两者还收录于夏东元编的《郑观应集》，后者作为夏东元《郑观应传》的附录二也已出版。2010年上海图书馆和澳门博物馆合编了《长江日记》，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影印的基础了对日记进行了点校、注释。但就编者所见，错字和标点不确之处还存在，而且系用竖排、繁体字，对于内地读者来说有一定的阅读困难。因此，编者对日记重新进行了点校。就其价值来说，《长江日记》是不多见的详细记述三峡水道当时交通情况的文献，而且作者也记录了当时两岸的社会、经济情况。时至今日，作者笔下的三峡风景已成绝唱，他的日记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幽思，一点回味。编者也希望，作者的文笔也能带给读者一种阅读的愉悦。需要说明的是：1原文有明显错误者，若是单字或词语则直接在原文中相应字词后，用〔〕内之字改正；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充之。若需要篇幅较长加以说明者做页下注说明。2《盛世危言》原文中各篇后有低两格抬头的附言，为表示区别，本书中改为仿宋字体，后退两格编排。13,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