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Files/XXGL/2015/11/人大社15年11月新书快递04-《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doc

书名： 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书号：978-7-300-21331-6

著者： 赵倩  

责任编辑：罗晶

成品：160*230页数：425

纸张：70克玉龙胶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15-05-30

定价：69.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本书卖点

选取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理论的模式。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研究专业精品。

◆ 读者定位

1、史学研究者

2、史学爱好者

◆ 作者简介

 赵倩（1981—），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区域社会史等。发表《傅斯年对近代学术转型的构想与实践——试析史语所中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结合》、《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1933—1937）》、《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与国民性改造》、《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等多篇文章。

◆ 内容简介

 近代社会教育是在现代化语境下兴起的救国思想。1928—1937年间，知识精英与国家政府联手将社会教育推至高潮。它以现代国民的培养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为终极目标，希冀用教育的手段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本研究采取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选取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还原其工作情况以及演生变动，进而以它为切入点考察社会教育的整体发展与走向，将之置于国家、精英、社会等联结而成的现代化语境中，全面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理论的模式，深入反思社会教育难以赢得民众响应并完成社会转型的复杂原因。

◆ 简要目录

 目录 

　　绪论 

　　一、鸡肋？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研究意义再审视 

　　二、观水之澜：1928—1937年研究时段的设定 

　　三、俯仰之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与研究视角的转换 

　　四、意外？多形式史料的综合利用 

　　五、“了解之同情”研究方法的运用 

　　六、谋篇布局：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一章多维视野中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背景与沿革 

　　一、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开展的背景 

　　二 、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基本沿革 

　　第二章民众教育馆之常设活动 

　　一、图书阅览与展品陈列 

　　二、识字教育与公民常识教育 

　　三、休闲娱乐与卫生健康 

　　四、乡村建设的尝试——青龙桥乡村实验区 

　　小结 

　　第三章馆务的扩展：民众教育馆之临时活动 

　　一、文艺教育 

　　二、卫生教育与休闲教育 

　　三、生计教育 

　　四、公民教育 

　　五、儿童教育 

　　小结第四章社会教育行政体制的运行及主管机关的督导 

　　一、民众教育馆自身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合作 

　　二、民众教育馆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协作 

　　三、上令下达？民众教育馆与上级权力机构的关系 

　　四、民众教育馆主管机关对其督导体制的确立与实践 

　　五、经费来源与分配 

　　小结 

　　第五章政学互动的场域与空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与 

　　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 

　　一、“全国社教之总枢纽”：中国社会教育社及年会之旨趣 

　　二、成员构成特点与话事权的掌控 

　　三、年会讨论共识与分歧的话语分析 

　　四、戚彬如等基层社会教育代表在年会讨论中的失语与疏离 

　　第六章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深入地方社会的途径与方式 

　　一、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重点对象及其特征 

　　二、工作人员素质与民众动员方式 

　　三、与社会各阶层民众、团体的合作 

　　小结 

　　第七章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工作效果评估 

　　一、主要成效 

　　二、推进的困难与不足 

　　小结 

　　结语“改造国民”的困境：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的理论反思 

　　一、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理论模式 

　　二、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论局限与实践顿挫 

　　参考文献 

　　索引

◆ 上架建议

历史、社会学

书摘

 一、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理论模式〖*2〗（一）“愚、穷、弱、私”：对教育对象“民众”与国民性的符号化认知这一时期，社教专家学者对“民众”的论述趋于一致，只是侧重点稍有不同。民众教育、平民教育等均以施教对象来命名，显示了当时学者的旨趣所在。在理论阐述上，民教与平教的倡导者一再强调其“平民”或“民众”并没有阶级的意味，且与民众教育与平民教育的概念相通。他们普遍认为，“民众”也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民众”指的是“全民”，狭义的“民众”意指失学的成人。社会教育实践中，“民众”的内涵并不清晰。有时泛指全民，有时则指社会底层人群。“平民”一词经由晏阳初等学者的再阐释，与“民众”的概念并无太大差异。 

　　对于“民众”的认识与界定，若仅简单分析其广狭义概念，并不利于凸显“民众”的实践内涵及理论建构的逻辑脉络。反而是古楳的论述清晰而又直白，曰：“就现阶段说，无疑的要以一切劳苦大众，尤其是成年的劳苦大众为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再进一步才是社会上的全体民众或全国的民众。否则，无条件的说‘无论男女、职业、贫富、贵贱、受教育与未受教育，上自全国领袖，下至贩夫走卒’都是民众教育的对象，实不免描写得太过冠冕堂皇。”古楳：《民众教育新动向》，3页。 他不仅点明社会教育初始阶段的教育对象，也指出其工作的真正出发点。厘清这一问题，实是分析社会教育理论建构的重要线索和基础。由此切入，才能拨开社会教育概念多解产生的迷雾，其社会改造模式方可清晰呈现于眼前。 

　　正是以“贫民”为施教重点，社会教育推动者在批评国民劣根性的基础上，给“民众”贴上标签。其中，晏阳初等人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从事乡村工作，有四大基本问题在。这四大问题，虽然不敢说能完全代表农村里千头万绪的所有问题”，但“这四大问题，实在是比较的基本”。“这四大基本问题，也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他，就是愚、贫、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理事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5页。 “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是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同上书，86页。 简言之，在晏阳初等人看来，“愚、穷、弱、私”是中国民众的病蛊所在，更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他们对中国民众的认知影响至深至远，广为社会教育界人士所接受。 

　　民众教育倡导者对此深表认同。他们论及对“民众”的认知时，往往借用平教学者“愚、贫、弱、私”的看法来说明。除此之外，胡适“五鬼乱中华”的观点也常被使用。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提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载《新月》，第2卷10号，1929年12月。 例如，对此问题素有思考的高践四就认为，“中国人有四种缺点：贫、病、愚、私。或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陈礼江也是对此有深入探讨的学者，其看法与高践四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国一般民众的病源“若用具体的字眼来说明”，“则从前胡适之所说的‘穷、愚、弱、私、乱’（虽胡文未指出五鬼的来源及除掉他们的方法为人所不满，但很可说明中国的现况）五字或定县平教会的‘愚、穷、弱、私’四字，大体可以尽之”陈礼江编著：《民众教育》，65页。 。陈礼江将胡适的“五鬼”简化后，与平教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乱”字一层。职教社黄炎培与江恒源的认识与之相近，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在于“穷”、“愚”、“弱”、“散”。杨开道、章元善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民众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工作内容皆因其对“民众”的认识而定。平教会从原来相对单一的识字教育逐渐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三种，再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平教学者认为要根本解决民众“愚、贫、弱、私”的问题，“非用教育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补救不可。这四大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理事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原委及讨论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86页。。平教学者对其工作内容的规定，完全是针对这四个弱点展开的。民众“愚、贫、弱、私”的特点是平民教育理论的基石，其整个理论体系均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 

　　民教学者观点与平教学者如出一辙。他们认为“要补救这四种缺点，或除去这五大仇敌，须使民众有生产知能、医药卫生常识、识字，且有公民常识与道德。至于‘扰乱’这个仇敌，须以民团、保卫团或军事训练解决之。总之，民众教育范围终不外乎生计、健康(或卫生)、文字(或文艺)、公民(或政治)等数项而已。民众识了字，并且有了生产知能、医药卫生常识及公民常识与道德，再加以军事训练或保卫团的训练与组织，便不怕他们不起来共同救国”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民众教育的工作范围更加宽泛。除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类外，还常包括家庭、娱乐教育等多种类型。中国职业教育社的学者稍有调整，但基本方向完全一致。它的“试验目标以农民‘生活’为中心，标富教政三位一体口号，以增加生产为致‘富’之手段，以普及教育为施教之目的，以组织团体为训‘政’之办法……它的目标是本着富教政合一主义，改进农民整个生活”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155页，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 。 

　　北平地区民教馆工作人员对民众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不强，由于社会民众的四种病蛊：贫、弱、愚、私。铲除这四种病蛊，非用民众教育去治疗不为功”煦东：《对于社会教育事业使命的一面观察》，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7期，1937年2月。 。“农村社会教育尚未发达，农民愚昧无知，懦弱无能，更加上迷信命运之说牢不可破，一切都不知道觉悟，更不企图解放，所以闹的一塌糊涂！”张阔亭：《对乡村社会教育的展望》，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基于此，他们也赞同知识精英所提出的四大教育方式。明言社教工作“以地方建设为目标，尤其是农村复兴运动，根据语文、公民、生产、健康四大教育工作，从事解决农村间之‘愚’、‘私’、‘贫’、‘弱’四个重大问题”。“实验生产教育技术，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经济基础，进而解决农民‘穷’的问题”；“推广语文教育的领地，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精神基础，进而解决农民‘愚’的问题”；“组织公民教育的团体，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社会基础，进而解决农民‘私’的问题”；“充实卫生教育的设施，以造成乡村的民众教育之个人基础，进而解决农民‘弱’的问题”崔尚之：《乡村实验区本年度工作计划》，载《时代教育》，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 。也有职员在同一模式指引下，稍作变化。他认为“我国教育程度，低于世界其他诸大国，此乃贫弱之源，人谓中国民众有三大缺点：一、愚，二、穷，三、私。欲医其愚，须施以文字教育；欲救其穷，需要生计教育；欲去其私，需要公民教育”王新维：《民众教育漫谈》，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3期，1936年9月。 。北平市民教馆职员接纳了知识精英对民众的标签化认知。他们不仅认同中国民众愚、穷、弱、私的整体判断，也认为它是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知识精英认为“民众”还有一大弱点，即“向少合作精神，所以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什么团体事业，多办不好。国家政治不良，军人常起内争，都是这个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便是“应当注重团体活动，养成互助合作的习惯，使能参与社会团体生活。并且因为有了团体的组织，可以加强民众的兴趣，使他们乐来受教；可以增高民教的效率，使民众多得切身的利益”许公鉴：《民众教育实施法》，17页。 。这一看法是民教学者极常提到的。高践四感到，“勇于任事、肯负责、能合群，并不是中国民众性之所近的，至少不是他们的习性。他们的习性与社会上的风气是消极、无为、怕事、自私自利、各不相谋。因为有了这许多后边的旧习性，所以不但国族大团体组织不成，就是一村、一乡、一县的小团体亦组织不成”高践四：《民众教育》，14页。。“一片散沙、没有团体、没有民族团体，是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中国人毛病之所在、症结之所在。须从培养民众团体意识入手，使民众有组织团体之能力、兴趣与习惯。因此大家能联合成一大国族团体、民族团体共同去奋斗，方可说是搔到痒处，得其关键。民众教育之工夫当在此处着眼，若舍此而他求，枝枝节节的去做隔靴搔痒的工夫，便永远无从达救国之目的。”高践四：《民众教育》，11页。 他认为要使民众起来共同救国，“须就实地生活需要养成民众组织，并运用团体之能力、兴趣、习惯，引起大多数人民之力量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要养成民众组织及运用团体的能力、兴趣与习惯，使大家习惯成自然，能如西洋人与日本人之能事事用团体力量解决一切。对内对外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种种问题，都由大多数人民运用团体力量以解决之”高践四：《过去五年民众教育对于国家的贡献及今后应行努力的方向》，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8期，1934年4月。 。而民众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此。李蒸则指出，“吾国民众向来是一盘散沙，只有民族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李蒸：《民众教育讲演辑要》，10页。 。晏阳初也提及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也与农民自私自利、一盘散沙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职教社倡导的“教富政三端”，也以民众团体性、组织性的形成作为主要目标。它认为“教所以救其愚，富所以救其穷，政则化其私、医其散，不私不散乃可结合团体”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5页，上海，生活书店，1935。 。 

　　团体性、组织性的养成也是北平地区民教馆颇为关注的，尤其是在乡村实验区工作开展过程中。如张阔亭认为“农村经济没有组织，而整个农村社会又在家族制度支配之下，一切经济关系，绝不能发展和扩大。所以农村无合作事业来抵抗外来的压迫，而金融活动当然更是谈不到了”。为此，他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发扬团体生活的精神，使人人成为服从公共纪律、运用四权、肯牺牲、能互助的社会一份子，务期达到农村自治、农村合作，而保障农村社会共同利益之目的”张阔亭：《对乡村社会教育的展望》，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 

　　综上，社会教育界对中国民众的认知趋于一致，且日渐符号化。“愚、穷、弱、私”成为中国民众的标签，社会教育理论以此为基础全面展开。当然，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民众”持全盘否定态度。但是，知识精英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仅在论证其工作合法性时才有所涉及。